很多次休息时被叫往医院，说是有急诊病人，其实有时真的不急。然而这一次，是真正的急症。
上个周六的傍晚，我跟往常一样在菜地里除草、浇水。突然手机响起，匆忙洗了手接电话。是同事Bukanu打来的，说是急诊，让尽快赶到医院。问清了是去门诊还是去手术室后，跟以往一样，我边进屋换鞋、拿钥匙，边跟队友兼司机打电话。
同事Bukanu是一名当地黑人医生，耳鼻喉科研究生毕业，半年前参加工作。也就是在我来坦桑工作两个月后，他参加的工作。他理论知识过硬，门诊看的很好。偶尔医助Mulla不在时，给我当翻译也很出色。可能是因为工作时间短，缺乏锻炼，动手能力很一般。我感觉他的外科打结像系鞋带，心脏按压像揉面。
司机很快来了，很快把我送到了医院，送到了手术室门口。一下车，我看见黑人夫妇抱着一个大约两岁左右的小男孩，孩子痛苦的挣扎着，大人焦急的等待着。我看到小孩呼吸费力，口唇紫绀，有明显的“三凹征”，还能听到哮喘样的喘鸣声。我知道，异物肯定在气管。我想Bukanu肯定也知道这一点。他和Mulla焦急地望着我，问是准备手术还是送往莫西比利医院。
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纠结”了。眼看着孩子严重呼吸困难，快不行了。送往莫西比利医院要7个多小时，病人肯定死在路上。可是，没有器械，这样高风险的手术怎么做？倒是有一套不知是多少年前中国援助的硬质支气管镜，镜子还能用，可是配套的异物钳全都坏了，冷光源也不行，亮度只有正常时的一半。
无独有偶。第一次在坦桑手术，手术台上冷光源坏了，我用手机上的手电功能照明着做了声带息肉摘除术。这一次，贫穷的坦桑，匮乏的医疗资源，再一次让我感到“难为”。
“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，抓紧进手术室吸氧，准备好支气管镜检查”我用英语告诉Bukanu和Mulla。我边思索着下一步怎么办，边换衣服，进了手术间。
走进手术间，便看见麻醉师、Bukanu和Mulla正在抢救患儿。麻醉师拿着面罩扣在患儿口面部吸氧，Bukanu在做胸外心脏按压，Mulla在患儿手指上接氧饱和度检测。检测仪上的曲线和数字让我感到紧张和悲凉。我让麻醉师赶紧用上坦桑能用的抢救药物。看到Bukanu的心脏按压着实别扭，无论是从姿势还是力度还是频率。我便让他去准备吸引器，我接手了我当时觉得最重要的活。
一下一下的按着，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。我体力和精神上都感到极度的疲乏。医学上的规范操作的确重要。情急之下，规范操作比手足无措要好很多倍。按压了几分钟之后，情况终于好转。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成就感。氧饱和度升上来，呼吸心率也逐渐趋于正常，孩子头开始扭动，并出现咳嗽。接着患儿出现呕吐，我赶紧把他翻过身侧卧着，Bukanu开始吸孩子口腔内的分泌物和呕吐物。突然间，一个枣核样的果核掉在了手术台上。我预感到这可能是一个惊喜，一个意外的收获。
为了弄清是气管内异物出来了还是呕吐出来的果核，我用听诊器反复地听了孩子气管和双肺的呼吸音，仔细观察了生命体征。当我敢确定是气管内的异物出来了之后，我马上告诉了Bukanu和Mulla，还有黑人麻醉师，他们高兴的笑了。这时，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“幸福”。告知门外焦急等待的患儿的父母，他们激动的哭了。
——援坦队员 吴建华
